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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《能源》记者,配额制“难产”最本质的原因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制介入,“五大发电集团虽然是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,但同时又是火电的最大持有者,要革常规能源的命,它们是不认可的,并且火电话语权很大,博弈面临巨大阻力”。此外,把地方配额完成情况与省级政府政绩考核挂钩,对地方政府、尤其是东部发达省份政府“是致命的”。
此外,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,从最新的招投标来看,光伏价格已经低于青海脱硫脱硝的火电,分散式风电其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实现取消补贴,今年中东部,参与分布式市场化交易中的很多项目也明确不要补贴,意味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之后,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更多地使用绿色电力。从另外一个层面看,国家把生态环境的红线拉高,可见政府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决心。
值得关注的是,更多地应用绿色电力的生产企业将在日后更具竞争力,采用绿色电力生产的产品会有标签以区别于普通的产品,帮助绿色产品搭建起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平台。在多方促进之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得以破壳。
《能源》记者发现,与2016年版本相比,配额考核主体从发电侧变化到电网和用电侧;考察方式从发电量变化到用电量;多数省份的配额比例得到提升,中东部省份配额目标较2016年底,占比提高近2-3倍。